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来的,是文艺作品的“市场化”,而“文艺作品”一旦迎合商业主义的逻辑,后果可想而知。本文作者在评论贾平凹的小说《老生》的同时,反思了当今社会对革命的抹黑和妖魔化。

银河国际娱乐中心 1

银河国际娱乐中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从新世纪开始吧,“无耻者无敌”显示了纵横天下的威力。1992年,中国转向市场经济。1993年,贾平凹就以《废都》一夜之间蹿红,成为着名的畅销书作家。按照陈晓明的归纳,他写作的特点是道德+色情、政治投机+商业投机。陈晓明预言,《废都》“标示着一次文学末日的骚动”:“它那自欺欺人的行径,它那商业主义的动机和效果,它那白日梦式的自我妄想,它那放任自流的美学趣味和文化态度,总之,它那虚张声势的外表掩盖下的不过是集体性质的逢场作戏。”贾平凹的写作成为政治和商业双重投机,他以卑下的趣味迎合时代的潮流,创造了文学消费的神话。尽管《废都》表现了旧式文人的无端自恋,格局狭小,品格低下,但是,它表达了一种内心的真实,代表了贾平凹再也无法逾越的写作高度。

按照王春林《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一文的说法,《老生》写作的主题和目的是颠覆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概括言之,这些小说中的革命者可以说都是苦大仇深,人格品德高尚,具有突出的反抗性格特征。尽管说他们的走上革命道路未必都是理性自觉的结果,但在参加革命之后,思想觉悟就会迅速获得提高,能够以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积极介入到具有突出正义性的革命斗争之中。但所有的这一切,到了贾平凹的《老生》中,却都发生了极其耐人寻味的变化。诸如老黑、匡三、雷布之类秦岭游击队的核心成员,其人性深处不仅潜藏着恶的基因,而且生性无赖,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更高的私欲,或者为了达到借刀杀人公报私仇的目的。更进一步,从秦岭游击队的革命过程来看,他们虽然打着革命的幌子,但究其实质,却也无非不过是打劫富户或者冤冤相报而已,其间充满着极度背离人性的血腥和暴力。如果说当年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确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的话,那么,贾平凹的《老生》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这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与颠覆之作。”
贾平凹在《老生》后记里一语道破:“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老生》写作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抹黑革命,达到“告别革命”的目的。

为了写作张承志《心灵史》的评论,我阅读了当时有关平定哲赫忍耶叛乱的《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等官方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所谓的乾隆盛世,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农民暴乱,身在北京的乾隆皇帝措手不及,但是,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却由农民起义挖出了震动天下的甘肃冒赈案,处死和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使得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起义者同归于尽,尽管镇压这场起义的重要刽子手与巨贪和珅直到乾隆死后才被清算。在今天无聊文人们的笔下,革命是底层恶的本能的爆发,是对作为仁义化身的主人的背叛;然而,乾隆时代的大臣却还没有愚蠢和无耻到这种程度。不仅如此,他们还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成熟和令人惊异的反省能力。大臣们在1781年7月9日乾隆给阿桂、李侍尧的上谕中写下了这样的案语:“乃逆回敢于如此肆行,实非情理所有。揆厥由来,皆因甘省大小官员冒灾殃民,侵贪无忌,历年罪孽之重,竟致上干天和,积成戾气,以致流毒贻祸,重烦师旅扫除。”根据历史经验,农民起义从来就是和政治黑暗、经济腐败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底层的革命不过是上层贪腐自然的伴生物。

在很长时间里,在直接使用军事戒严这一形式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台湾,除了张爱玲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30年代文学几乎都成了禁书,更令人匪夷所思和极为荒诞的是,即使张爱玲按照美国的宣传大纲写作的反共小说《赤地之恋》竟然也成了禁书。张爱玲被某些人描绘为反共作家,哪怕她真是反共作家,也没有丧尽天良到为党国的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辩护,而是相反,她从一个女人的立场出发宣布: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坏的社会。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专制和经济腐败作出深刻的剖析、检讨,并且彻底扫荡,而仅仅使用官场的“抹黑术”,将革命一味地“抹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告别革命”吗?

妖魔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今天成为了一种政治和文化时尚,尤其是在下流文人们中间。在我看来,妖魔化革命与曾经的神化革命一样都是一种媚俗。张承志说,革命是一项人权。鲁迅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儿。”

《老生》把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和游击队的核心成员取名为老黑,而把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人描绘得比老黑更黑。小说中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者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老黑这样的地痞恶棍没有丝毫区别。按照当时还是地主武装身份的老黑的说法:“这下咱俩扯平了,都是背枪的!管它给谁背枪,还不都是出来混的?!”而“李得胜”的“革命理论”就是,要混就混个名堂。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李得胜”比老黑更加心狠手辣。“李得胜”和老黑一起商议起事的时候,跛子老汉外出去摘花椒叶,“李得胜”误认为跛子老汉告密,因此枪杀了跛子老汉。当“李得胜”发觉了这是一个误会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内疚,反而替自己辩解:“李得胜半会没言语,却看着老黑,说:他没让我相信他是要摘花椒叶的。老黑也明白了李得胜的话,就在老汉的头上也打了一枪,脑浆流出来,身子还动,接着再打一枪。”贾平凹把化名“李得胜”的革命领导者描绘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大奸大恶。他把这一段描写当成他的大手笔。“李得胜”误杀跛子老汉的情节剿袭《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描写翻转了前面曹操忠臣义士的崇高形象。在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语后面,毛宗岗评点道:“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老生》剿袭《三国演义》,但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二者却天悬地隔。在思想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曹操是“汉贼”,作为“汉室之胄”的刘备代表了封建正统,罗贯中把刘备塑造成为“仁君”,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在艺术上,一方面,曹操杀吕伯奢这一恩将仇报的灭门之戮的情节塑造了曹操猜忌狡诈、大奸大恶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曹操灭绝人性的行为又被描写得既惊心动魄又“合情合理”。曹操杀戮吕伯奢一家的行为是在特殊的心理状态下和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曹操在刺杀董卓失败后一路逃亡,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简直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程度。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投奔到了结义兄弟吕伯奢家。而吕伯奢过分的热情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吕伯奢不仅远道去买酒,而且还打算杀一头猪款待惊魂未定的曹操。曹操在黑夜中听到磨刀霍霍,还听到要“缚而杀之”,按照毛宗岗的批语,此时的曹操只两个字,就是“吓杀”,因此,曹操先下手为强,杀了吕伯奢全家。当曹操在继续逃命的路上遇到买酒归来的吕伯奢的时候,本来已经放过了吕伯奢,但转念一想到吕伯奢发现真相以后再也没有活路的后果,才又回过头来杀了吕伯奢。曹操杀吕伯奢这一情节,人物的行为逻辑和环境气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人物的性格、心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情节的推展可以说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本来是忠臣义士的曹操被一步步推到了忘恩负义的杀人凶手的位置。然而,《老生》却将误杀的场景由黑夜转换成白天,把误杀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跛子,把时间变成了到屋外摘花椒叶的瞬间,本来想表现“李得胜”无端猜忌、忘恩负义的极端程度,但是,却使得“李得胜”的猜疑和误会完全失去了心理依据,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罗贯中和贾平凹,一个是文学创造的天才,一个成了拙劣的剿袭者和低级的诽谤者。萨瓦托和博尔赫斯政治观点不同,但都具有不凡的艺术修养,相互之间充满了敬意。有一次,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萨瓦托提到一个人们普遍熟悉的例子,莎士比亚通常采用二流作家用过的题材和情节,他用平庸的素材写出了伟大的悲剧。因此,萨瓦托说:“这就意味着情节几乎等于‘零’。”同样的情节,在不同作家手里,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也正是这样,才可以真正分出艺术水平的高下。

今天流行的文人们大都打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通常把自己描绘为中国的卡夫卡和中国的博尔赫斯,或者中国的马尔克斯。卡夫卡生活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目睹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等欧洲的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卡夫卡对革命有过着名的悲观预言。

古斯塔夫·雅努施曾经在《谈话录》中记录了她与心中的圣人卡夫卡有关革命的一次对话。

“俄国人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公正的世界。这是一件宗教事情。”

“可是布尔什维克是反对宗教的。”

“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宗教。干涉,起义,封锁,这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将席卷全世界的大规模的、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小小前奏。”

我们遇见了一大群举着旗子去参加集会的工人。卡夫卡夫发表他的看法:“这些人那样自信,情绪那样好。他们控制了街道,以为就控制了世界。其实他们错了。秘书、官员、职业政治家已经在他们后面窥视,他们全是现代苏丹,工人是在为他们开辟上台的道路。”

“您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我看见了这种力量,群众的不成形的、似乎无法驾驭的力量,他们渴望被驯服,被塑造。每一场真正革命的运动结束时都出现一个拿破仑·波拿巴。”

“您不相信俄国革命会继续扩大?”

卡夫卡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洪水越向四周扩大,水就越浅,越浑。革命蒸发了,只留下新官僚体制的泥浆。束缚人类使其受苦的镣铐是办公纸做的。”

永利国际网站 ,卡夫卡对革命的看法不失为深刻的洞察和天才的预言。在卡夫卡看来,革命最终也无法摆脱萦绕在他心头的现代性的宿命和噩梦——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导致革命的变质和异化。但是,卡夫卡只预言了革命的必然异化,却并没有诅咒革命。

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伯林曾经这样评论现代革命:“这些革命并非没有作用:1789和1917年的革命分别摧毁了一个旧世界,逐个‘清洗’了全部的阶级,十分剧烈而永久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革命计划中积极的因素——改造了的人、全新的道德世界——显然没有实现。每次革命都有人诅咒或是称颂,但最终结果与其受害者最恶毒的预言及其领导者最光明的希望,似乎相去甚远。”对俄国革命的反思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题。伯林一直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思考俄国革命,但是,不仅没有从政治上简单地否定,而且更非单纯从道德上抹黑。在伯林眼中,革命是多义的、复杂的。在他看来,革命以及启蒙之所以令人恐怖,恰恰是因为它们某种意义上的“完美”。

(本文为作者赐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题 旷新年:“无耻者无敌”

银河国际娱乐中心 2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